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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新思维(联讯证券李奇霖、张德礼、钟林楠)

联讯麒麟堂2018-11-13 06:21:21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执业编号:S0300517030002)

联讯证券研究院宏观组 张德礼 钟林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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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长期来看,有必要加强金融监管。但来自日本和欧洲的经验表示,如果急于求成,反而会适得其反,损害实体经济,这有违加强监管让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的初衷。

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监管,将更有利于平衡监管目标与监管成本。我们已经看到,监管层的思路在朝着稳定市场的方向积极变化。

一方面,政策发布后,留出更长的缓冲期,有助于稳定市场各方的情绪。

另一方面,更合理的方式是,用更为科学的量化指标让金融机构适应监管,主动调节资产负债结构。

 

正文:

对金融业而言,2017年非比寻常。在防风险的总政策基调下,货币政策边际紧缩,监管政策也开始转向。金融业前期快速发展的宽松环境逆转,面临来自监管机构的紧约束。

长期来看,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很有必要。金融业面临增加值增速过快、占GDP比例过高、理财和非标等业务快速扩张、金融系统杠杆率快速提升的问题。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有助于解决所面临的总量与结构性问题,发挥金融业服务实体的职能。

但监管不是一日之功,如果急于求成,反而会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也会对实体经济形成负反馈。根据调研,为应付自查和现场检查,不少城商行的新业务基本停止,存量业务也受影响。也有部分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大行,提前赎回对非银机构的委外。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部分现金头寸不足的非银机构,只得在承担亏损的情况下,抛售所配置的债券等资产,加大了二级市场的调整压力。

以美国为例,金融体系的过快膨胀导致了次贷危机,但次贷危机结束到现在已经接近十年,美国对影子银行监管的框架和体系仍在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2009年FCIC对美国影子银行进行较为详尽的调查后,要求各金融监管机构需按时间表制定400条最终规则,但实际进程相对缓慢,在2011年7月时,有121项被推迟制定。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多德-弗兰克法案》。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提出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白皮书,但经历一年的修改与权衡后,2010年白皮书《多德-弗兰克法案》才正式得以签署。在法案中,银行的监管进一步升级,对银行资本要求、资产流动性以及风险敞口提出了相应明确的监管标准。

短期监管措施的密集出台,也增加了实体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难度。实际上,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已经出现了下行压力,按照美林时钟的投资理论,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时候是有利于债券市场配置的,长端利率应该是下行的。但实际上,在名义经济增速减弱的同时,长端利率不降反升。监管风险成为目前市场最关注的风险点。

 


 一方面,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2016年三季度的5.22%提高至2017年一季度的5.53%。

 


 另一方面,信用债发行成本也在上升,3年期AA+中票到期收益率从2016年10月的低点3.05%提高到了今年5月末的5.32%。在发行利率和发行难度都上升的情况下,今年1-5月信用债取消发行371只,总规模为3147亿元,占同期信用债计划发行规模的16.4%。

以日本为例,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金融资产泡沫,日本监管当局采取了激进快速收缩的监管策略先是日本央行在短短一年内连续加息5次,从2.50%至6%;随后当时的监管当局大藏省旗下的银行局与证券局又展开了“监管竞争”,遏制土地融资与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如此激进、快速又竞争性的监管收缩直接刺破了日本膨胀的房地产与股市泡沫,在1990年与1992年之间,日本股价与房价分别开始转向下行,开启了日本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

再以欧洲为例,在2010-2011年,欧洲银行监管机构在银行业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就要求欧洲银行在2012年6月前将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提升至9%。在金融机构仍然处境艰难、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银行筹集资本金的难度极大。为此,欧洲银行只能压缩对实体的信贷,卖流动性好的资产以节省资本金。在这两年,银行对实体的支撑在2011-2012年明显降低,银行部门信贷的同比在2011年底已经降至-0.05%。

 

 

近几年,同业业务发展过快,确实存在部分机构同业扩张过快、利用刚性兑付开展同业套利的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它仍以多种形式支持到了实体经济,满足了不同融资主体的融资需求。

第一,缓释了实体经济的债务风险。根据BIS数据,2016年年末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3%,在主要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在利润增速放缓之下,企业自我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减弱,需要依赖外部融资补充现金流和偿还债务。同业业务的发展,既压低了利率水平,对于存量债务,需要支付的财务费用减少,又扩大了资金来源,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些都缓解了信用风险的释放。

 

 

第二,同业业务满足了不同机构的融资需求。比如,被传统银行业务视为信用风险过高的民营企业,通过正常的信贷业务很难获取资金,同业业务将传统大行的资金分散到不同风险偏好的中小银行和非银机构,代替银行承担了较高的信用风险,便利了融资难的民营企业。对于这部分融资主体,去掉中间嵌套的融资链条,不见得融资成本会下来,甚至于是否能拿到资金也是个未知数。

再比如,PPP项目,由于其公益性,回报率通常不高但稳定长期,社会资本参与时对资金成本的变动敏感。前期得益于同业业务扩张导致理财资金成本下降和资金来源广泛,国企央企和商业银行积极参与,全国PPP入库项目落地投资额从2016年3月末的5100亿元,增加到2017年3月末的2.87万亿,有效地满足了稳增长的政策诉求。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同业套利链条存在较高的杠杆,有一些流动性风险。比如,在整个链条中,至少存在两次期限错配。先是委外负债端,理财产品期限普遍在1年以内,而委外期限普遍在1-3年;后是委外资产端,所配资产期限也普遍要高于负债期限。这就意味着当银行同业理财或同业存单到期,委外资产并未到期时,银行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到期的偿付压力,而非银机构也同样如此,因此导致了“负债荒”。

更重要的是,近几年同业业务快速发展,有其发展过快的客观原因,监管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近几年经济整体处于下行中,信用事件不断爆发,由于此前寄希望于通过货币宽松来提振实体经济。但商业银行作为相对市场化的经营主体,在实体经济信用风险上升而又缺少收益与之相匹配的项目时,于是转向在金融市场上购买中小银行发行的同业资产。

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不足,需要通过改革创新来提振实体经济,如此这般同业业务风险自然迎刃而解。如果一棒子打死同业业务,反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流动性风险。

 

 

综上,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监管,将更有利于平衡监管目标与监管成本。

我们已经看到,监管层的思路在朝着稳定市场的方向积极变化。

一方面,政策发布后,留出更长的缓冲期,有助于稳定市场各方的情绪。突如其来的监管政策密集发布,让各方面临压力,比如多家城商行反映其精力都在应对自查和现场检查,不利于其正常业务的开展。部分银行赎回对非银机构的委外,二级市场调整后这些非银机构都面临亏损的压力。

我们留意到,监管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近期据媒体报道,银监会或将允许部分银行推迟报送原本应于6月份提交的业务自查报告,部分银行的延迟时间长达3个月。自查期延长后,可以降低对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央行推出MPA的历程可以作为参考,MPA从推出到正式考核,经历了一年的时间。2015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文称,从2016年起将已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该评估体系,在2017年一季度正式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考核。

再以美国为例。2007年11月,监管当局颁布《以风险为本的资本标准:资本充足性高级法框架-Basell》,要求银行表内外所有资产均按相应规则计提风险资本,同时满足监管的杠杆率要求,此举是直接将此前游离在表外的业务纳入监管体系中,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冲击。但是,在实施时,充分考虑到当时市场情绪的不稳定与机构的艰难处境,如果即刻实施,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市场恐慌。因此在时间安排上,监管层给了银行一定的缓冲时间,即从2009年开始实施。

《巴塞尔协议III》在美国的实施过程也是如此。虽然早在2010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通过了《巴塞尔协议III》,但直到2013年美联储才通过“巴III”在美国国内的实践。主要是考虑到2010年美国有157家商业银行倒闭和接受救援,当年就在美国实施“巴III”要求的话,会加大美国银行业的经营压力。2013年时,美国国内经济出现好转,银行破产数量大幅下降,盈利增速有积极好转倾向,有较好地推广条件,美联储才批准《巴塞尔协议III》在美国实施。

 

 

另一方面,更合理的方式是,用更为科学的量化指标让金融机构适应监管,主动调节资产负债结构。定性为主的监管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条款理解不一致以及过度执行的情况。而在科学的量化指标考核之下,量化的考核指标,既便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自查,也便于现场检查。在开展业务时,也更易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解是否合规。

以MPA为例,其考核指标多为量化指标。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指标主要取决于广义信贷增速和目标 GDP、CPI 增幅,体现了巴塞尔Ⅲ资本框架中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机构附加资本等宏观审慎要素。过快的广义信贷增速会影响到逆周期缓冲资金,进而导致机构需要更高的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为了使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达标,金融机构要么缩表,控制其广义增速,要么补充资本,提高其抗风险的能力。

 

 

而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对商业银行的考核主要集中于对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的要求,以量化的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框架来制约银行的扩张与高风险经营。

前文提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基本打好了未来美国银行业甚至是金融业监管的框架,多以量化指标为主。后期出台的相关政策(如要求提高六大银行的杠杆率至6%)也基本是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基础上进行小修小补。

 


在危机过后的一系列科学有序举措引导下,美国银行业的杠杆率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资本充足率也有了较高的拉升。

 


而在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框架要求下,银行自发进行了调整,其资产配置与经营模式也更为稳健。一方面由于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美国银行转向了轻资产轻资本的经营模式,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比由30%左右上涨至50%以上。在杠杆率的限制下,证券化处理受限,在房地产市场仍不景气违约风险偏大的情况下,银行配置房贷的比例从近40%下滑至不足30%,而反之相应增加了对私人部门贷款的数量。

 


总之,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虽然存在着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但加强监管的核心目是为了让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去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监管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朝夕之功,应当在存量稳定的前提下,控制好增量,而不是对存量一刀切,否则可能适得其反,使原有的风险点被提前引爆,监管自身成为了一个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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